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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世纪的分离,永远的怀念

2019-03-16 16:17:43| 发布:巫山在线| 查看: 197| 来源:重庆新闻网| 责编:admin

摘要: 半世纪的分离,永远的怀念,梁尚勇,曾任台湾“教育部”次长、台湾师范大学校长,台湾孔孟学会会长、为国民党资深监委。2015年3月13日在台北逝世,享年85岁。他生前几度应邀率团访...

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,从安徽逃往四川前,全家人合影留念。分别为:爸爸梁贤达、母亲张秀卿、大舅张崇福(站立者)以及梁尚智、梁尚仁、梁尚勇三姐弟。.jpg

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,从安徽逃往四川前,全家人合影留念。分别为:爸爸梁贤达、母亲张秀卿、大舅张崇福(站立者)以及梁尚智、梁尚仁、梁尚勇三姐弟。

口述/梁尚智 整理/韩凯

梁尚勇,曾任台湾“教育部”次长、台湾师范大学校长,台湾孔孟学会会长、为国民党资深监委。2015年3月13日在台北逝世,享年85岁。他生前几度应邀率团访问大陆,受到王岐山、胡启立等领导人的会见。他去世后,宋庆龄基金会、山西省对台等单位发了唁电表示哀悼。其胞姐、93岁的梁尚智撰写了这篇纪念文章,倾吐了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深切期盼。

到今年三月,尚勇弟离开我们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。时常看着那张挂在客厅墙上我们姐弟俩十三年前的合影,一些儿时的经历也像涓涓小溪,从自己的记忆中慢慢地流淌出来。尽管只是些依稀的片段印迹,难以说及与家人相处的更多生活细节;但这种回忆,在我内心深处永远都是满满的温馨!

看了尚勇回忆父亲的文章,我对家庭几十年的变迁及爸妈的一生,才有了更多的知晓。父母全是山西省定襄县人,十七八岁就结婚了,还是邻村的姨表亲戚。母亲出生在一个家境很普通的中农家庭,小时候没有上学,原来不识字,爸爸后来成了她的老师,耐心教她拼音认字,逐步达到能写简单家信的水平。

家里曾有过8个孩子,只有我们三姐弟活下来;而且长的也很像,随爸爸多些。父母给我们起名,分别取了“智”、“仁”、“勇”三个字。爸爸妈妈一生都是十分正派、朴实、认真、执着、勤劳、善良的人。他们做人处事的优良品德,应该说在我们姐弟的身上都有所继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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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,梁尚勇在台中市一中任教时与父母合影。.jpg


1954年,梁尚勇在台中市一中任教时与父母合影。

印象最深的,幼年的家庭生活是在战乱动荡中度过的,全家经常东南西北,搬来搬去。但父母对孩子的成长,始终倾注了全部心血;并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令人胆颤心惊的岁月。

我大概4岁时,随母亲从家乡来到山西太原市。父亲先在私立平民中学兼课,在省立国民师范任教,后来还当校长,共8年。1929年,爸爸初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工作时,家住在太原市新民街的平房。有十几家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小院和相同的家门。我刚上小学,很长一段时间放学回家记不住家门。后来家里人为让我辨认,特意在门口挂上一个红布条。

当时,正逢阎锡山、冯玉祥间军阀大战。国民党党部工作转入地下,时任省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长的爸爸,常常是东躲西藏,家里也跟着不得安宁。记得全家一度迁到天津市的英租界,并改姓魏。返回太原后,爸爸有一次被绑架,而且被人打伤,住进医院。  

由于山西的工作无法开展,1934年2月,父亲被调往安徽省党部工作。我们全家又搬到安庆市,来到陌生的南方生活,住在一所二层楼的两间房内,条件比较简陋,其中有一间房还是个公共区域,别人到阳台晒衣服,要经过我们家的过道。南方本来就潮热,我们住进来时,正赶上近年最热的几天。三个孩子睡的那张竹床晒得发热,摸着烫手,每天要用凉水擦拭多遍。晚上躺在竹床上,闷热常使我们难以入睡。家里人就利用当地的土风扇,即在天花板上有个架子,拴了若干条一米多长的布带子,通过两根绳子拽来拽去,布带子就会飘动起来,带来些风。我们晚上睡在竹床上,完全靠家里大人轮流坐在床旁,辛苦一夜,不停地拉动着这个土风扇。

不知是病毒,还是过敏反应,我生了满腿疖子,有的还化了脓,十分疼痛。记得爸爸给我用手轻轻地将脓挤掉。那时尚勇只有3岁左右,妈妈常抱着他洗澡,他高兴地在盆里玩水。

尽管条件艰苦,爸爸妈妈对孩子们无私的关爱,却无处不在。

过了一阵子,我们才搬了家。这显然是有钱人家的院落,楼上有6间卧室,楼下的两个大厅,足有50多平方米。院子里种着十几棵树,其中有苹果、石榴、香椿、枇杷、杏树;特别是那几棵白茉莉根深叶茂,从楼下沿着墙爬到楼上,香飘满院。秋令时节,各种颜色的盆栽菊花,摆满了阳台。时常有一群群的小鸟儿结伴在庭院里飞来飞去,真有点鸟语花香的味道。尚勇与小朋友们常高兴地在院里戏闹玩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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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,梁尚勇赴美留学前与爸爸妈妈合影。.jpg


1959年,梁尚勇赴美留学前与爸爸妈妈合影。

这个时期,是家里战前生活最为顺畅幸福的一段。来的客人也多,几家国民党内的老乡熟人从南京、山西躲至此处借住,常见妈妈与她们打牌。南方的饮食与北方不同,常常吃鱼虾。尚勇吃不惯海产品,还有一次便血,爸妈发现后,情急之下送进医院,幸好没有大碍,很快就康复了。

我快上中学的时候,发生了“西安事变”。之后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。父亲出差在湖北,不能留守在家人身边,只能着急地四处打听,如何妥善安置我们。不久,只有一两岁的小妹妹得了急病,因兵慌马乱无法及时医治而夭折;父母对失去小女儿非常伤心。后来家里决定,还是由大舅领着我们,随着大拨人群走长江水路前往四川。

记得全家5口人,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艘客轮的三等舱位。行李就放靠在船栏旁,我们小孩就躺在上边。船行三峡附近,不慎将一个枕头落到水中,更增添了母亲内心的焦虑,生怕孩子落水。船经九江—武汉—宜昌,到宜宾,因没有买上大船的票,一家人只好换乘到一只木船上,还在江中停留了一夜。晚上四周黑乎乎一片,已经不是陌生的感觉了,是一种恐惧的心情。母亲紧紧地搂着我们三姐弟,坐在那里无可奈何;大舅不停地找些话题,拉闲话,以缓解紧张气氛,给我们壮壮胆。

就这样,历尽艰辛,到了重庆。我们先在父亲朋友家挤着住了几夜,后在重庆上清寺附近一栋三层楼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。阁楼只有半扇小窗,开在别人屋顶上,不见阳光,又潮又暗,满屋子的怪味儿。成群结队的大老鼠在楼里日夜奔跑乱串。尚勇弟天天围着母亲,不停地喊叫“妈,搬家!搬家!”当时,父亲还在湖北等地忙于工作,也无音讯。大舅住在我们楼上一间连窗户也没有的小屋里,照料着我们。我进入了一所私立中学,学校离家远,我住校,每周也由大舅接送上学回家。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。

不久,父亲终于也来到四川,全家又团圆了。他在乐山新创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担任训导主任,后来又到了重庆,被教育部聘为专员、在秘书室工作。我的学校也迁到了夹江,离家几十里路,只能学期放假时才能回家。这时期,因反对校领导的贪污,学校闹学潮。父亲不放心,托人来学校看望我。自己如实向来人介绍了情况,没注意我们谈话正好站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外。我的“揭发”全让校长听到了。他气愤地冲出来,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。不久,学校开除了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,我也受到“留堂查看”的处分。

我曾为了省下买船票的钱,坐了回竹筏子漂流回家。省下的钱,给家里买了条大鱼,让全家人都十分高兴。但父母告诫我:“今后再也不允许这样做,太危险!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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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,梁尚勇率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到大陆学术交流,与姐姐梁尚智在离别56年后第一次在北京见面.jpg


2002年,梁尚勇率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到大陆学术交流,与姐姐梁尚智在离别56年后第一次在北京见面。

爸爸具有标准北方人的性格,耿直木讷,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,常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屋里看书。在我的记忆中,他从不曾与母亲发生过争吵;也没有对我们没说过一句重话,更没发过脾气。妈妈更有个“阿弥陀佛梁太太”的尊称,主要因为她平时对人的善良乐助;家里生活虽很俭朴,但井然有序,计划周到,这全靠她一个人操劳。记得她曾卖了块绸料,给我买了件旧花布大褂,还在寄卖行买了一双黑皮鞋,闹得我们姐弟三人抢着换穿。

初到乐山时,我和尚仁妹妹穿的都是士林大褂,蓝毛衣,提着个小黄书包,当时还挺时髦;有人传说我俩是作家巴金的孩子。我在乐山中学读书,尚仁和尚勇念小学。那时候,我们经常遇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;警报一响,大家就急忙披着衣服,躲进附近的防空洞。有一次,不到两个小时,日军就将乐山城区炸成一片废墟。听同学说,重庆市朝天门一带的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,尸体一片。

我是在乐山考上了东北大学。爸爸亲自送我到学校所在的三台市,并请学校山西同乡会的同学们吃饭,希望能关照我。校内大多数同学是东北人,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,校内的抗日情绪高涨,组织了各种活动。

1945年,抗战胜利。父亲随教育部迁回南京,家人住在日本人留下的一处四合院。爸爸嘱咐我:“要听从学校的安排,什么政治活动都不要参加。”尔后,学校发生了同学被杀的命案,搞得人心惶惶。托爸爸的朋友好不容易买了船票,我从重庆回到南京。终于从几年的战乱中熬出,见到久别的亲人,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。我高兴地用学校给的助学金,给家里买了一桶食用油,两把藤椅和一个藤桌。

1946年夏天,爸爸的老乡、小学同学胡仁奎叔叔,带全家暂住我们这里,还跟有两个警卫员。爸爸了解他的真实身份。他实际上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、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的“红色特工”;在抗战初当过晋察冀边区政府副主任。两家人虽属国共两派,在一起相处也和和气气,各忙各的;交谈的内容从不涉及政治话题。后来才知,他在南京是直接受周恩来、董必武的领导。解放初,经他介绍,我这个国民党家庭背景的人嫁给了彼此都熟悉的同乡、时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韩纯德。这是后话了。

 11月中下旬,我即随东北大学的同学们,离开南京返回东北。临行那天,正赶上到处在给蒋介石做寿,沿街十分热闹。爸爸、尚勇和胡叔家的孩子一同到码头为我送行。爸爸拉着我的手,认真地嘱咐我说:要常给家里写信,不要参与政治活动;今后做个人的人生规划,选择专业时,可以考虑当老师和医生;不要早谈恋爱,要找个各方面较成熟的人。尚勇弟当年十六七岁了,也紧紧握住我的手,一再说:“姐姐,再见!姐姐,注意身体!”

 我们坐的是一艘美式的登陆艇,师生们挤在甲板下边的船舱里。刚上船,学校就发给每人一套肥大的黑色粗布棉服。船经过上海,入东海、黄海、渤海,经几天几夜航行后,到葫芦岛军港下船,转乘一辆没有暖气的破旧火车,赶上12月的天气,足有零下十来度。回到沈阳,学校宿舍楼里,水冻成冰,冰冻成棍,冷的够呛。离家走时穿的单薄,经过一路折腾,我从此也落下个腿疼的毛病。妈妈知道情况后,马上寄来呢子大衣,自己的皮袍、毛裤等衣物;还几次寄来钱,让我买了皮靴等防寒物品。穿上母亲厚厚的皮袍,暖在身上,也暖在心里。

当时,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。学生上课很不正常,学校里两派斗争很激烈。我牢记着爸爸的话,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。1947年,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猛烈,沈阳局势紧张,不少人都忙着往内地跑。爸爸从南京托人帮忙买了两张机票(我一个人害怕,叫上一位同班同学一起从沈阳到北京)。先住在北京的二舅家,比较拥挤。说来真巧,有一天路经北池子66号的国民党机关,我碰见了胡仁奎叔叔家的孩子;胡婶非让我住在她家里。她把我当女儿看待,我也帮她做些家务。门口警卫知道我是梁贤达的女儿,出入也从不查问。尔后,东北大学也迁到北平恢复上课。当时的校舍分散的很,我们上课在张自忠路,宿舍在棉花胡同,上下学都要靠走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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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外甥韩凯访台时为舅舅梁尚勇所摄。.jp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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